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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推荐:我心目中的许嘉璐先生(下)

爱国之窗 | 2019-12-27 03:28:1912次0文章来源:新华文摘

       记得有段时间祖父不在家,被“专政”住进“牛棚”。许先生虽然也自顾不暇,但还隔三差五来家看我祖母。有一次我从外地回家,看见他手里拿了两包油纸包裹细麻绳捆扎的点心,正和祖母来回推让。只听他说:“老师不在,做学生的应该。”祖母说:“什么应该不应 该,你也不容易。拿回给你孩子吃吧。”

陆宗达(右二),许嘉璐(左一)等人于80年代初的合影

       本文共2693字丨阅读全文需要2分钟

      祖父去干校后,每月送工资都是许先生来。祖父回来后,除去与许先生论文治学,文稿的出版、交涉,稿费的支取、收领,书籍的拿取、邮寄也主要是他奔走。除去这些,许先生还帮我们收拾藏书。祖父藏书丰富,虽经“浩劫”,残存倒也不少,但皆七零八落,狼藉于各处。祖父虽有心收拾,但已力不从心,这副担子自然也落在许先生身上。第一次整理时我还依稀记得是个温煦的秋日,他带着我在北房的廊下整书。线装书的书名、卷次全标在书根,弯腰捡看十分费力。我也不知怎么干,老是从堆得又乱又高的书堆中挑拣同一种书来配,费时费力甚多且不见成效。这时他过来教我,说:“你看,像我这样,把一种书的首页翻开,露出书名,然后你把捡到的同一种书都先放到这书下边,别管卷次顺序。把书按种类分开后,最后再给这套书顺前后,看看是全的还是残的。”记得那次我们干了一整天,从日出到日落。以后十来年中,又收拾过几次。总而言之,先生“有事,弟子服其劳”这话在许先生那儿算应验了。

       祖父晚年多病,每次住院,许先生去探望是不能少的,并且常常带上“夹带”——烟卷儿,以防祖父需要。因为医院不准抽烟,而祖父抽了一辈子,与烟须臾不可分,有时向许先生要两支,趁护士不在过过瘾。一次二人正在过瘾,护士进来了,见状责问,当时正好是夏天,许先生便答以“熏蚊子”。

       说到吸烟,正好说一说我所了解的许先生的个人生活。他嗜烟,这点上和祖父的共同语言大概不少于学术上的共同语言。所以祖父有了好烟总要留出几支,说:“等嘉璐来了抽。”“给嘉璐留着。”有一次许先生说:“其实我也不是烟瘾特别大。我备课常常到夜里一两点,为防困,手里夹根烟熏着,提精神。”他吃东西非常随便,从不挑拣,吃饱就行。但每逢星期日,必睡懒觉。因夜里做学问,早晨起不来。平日有客或有事,不准不起。一遇假日,便高卧东山。平常虽不讲究衣饰——其实那时的环境也不允许讲究,但干净挺括,看上去总带出年轻人的朝气和麻利劲儿,精神抖擞,腰板笔直,举止洒脱,言语幽默,不见许多知识分子的未老先衰之态。在儿女面前,许先生也很随和。尤其是女儿,可以与他开玩笑,有时甚至“没大没小”。所以,我的观察,儿女对他与其说是敬重,不如说更多的是爱护。所以他的家庭总呈现着一派欢乐祥和。

北京师大训诂学进修班结业留恋。1982年6月。

      许先生也是有生活情趣的人。他好养花种草,客厅里当年有两样东西最惹眼,一是满架满柜的书籍,一是高高低低的花草,家具则是陈旧的。在花香与书香的熏陶中,坐在那时刻要留神挂破裤子的破沙发上,与他天南海北地闲谈,真是一种享受。许先生和我们都喜欢小动物,我家搬去师大后,丢了只猫,这猫十分可爱但呆头呆脑。丢了后,许先生还帮着找过。一天他十分高兴地来我家说,看见那只猫了,成野猫了,但很胖,不用担心,看来环境一变它生存能力倒强了。闲暇时,他并不拒绝看闲书。一次我去他家,看见沙发上扔着一本《济公传》。这倒让我想起祖父生前也是《济公传》的爱好者。祖父有次生病住院,便指名要这书。虽说祖父不会把这爱好传给学生,其实对于语言研究来说,其中的市谚俚语很有用处,更不用说其语言幽默,情节诙谐,犹如清明上河图一般宏大的市井风俗画卷令人流连,常令老北京人读后情不自禁地笑起来。说到这儿,我倒觉得他与祖父除了学术话题外,还多了一层老北京的兴趣嗜好。有时闲话老北京人的生活习俗,他们也聊得十分起劲和热闹。

       祖父最后的那段日子,是在友谊医院度过的。许先生时任中文系主任,自然少不了操持。祖父的病情反反复复很不稳定,我们精神都很紧张,不知什么时候发生不测。为了及时与医院联系,他把我家、他家和中文系的电话都留给了医院。我和他也保持着电话“热线”,一两天便联系一次,互通情况。有次,他口气有些紧张地打电话给我,说:“小昕,你先别紧张,友谊医院刚才来了个电话,我刚巧没在,也不知道有什么情况。我往回打,可傅大夫(祖父的主治医)又不在。”于是我们决定一起给病房打电话。我给“友谊”一打,“友谊”说并没给我们打电话。我正疑惑,许先生的电话来了。他如释重负地说,“刚才真是个误会。是有个人姓刘,叫友余,给我打电话。我没在,传话的人也说不清,友余就成友谊了。我心里一紧张,就给你打了。没事就好。”

      这些年里,每当我从书刊上、报纸上、电视里或是电话和相见中,看到、听到许先生讲述他的学术生涯、治学途径、人生道路,都会首先并一再提到、回顾我祖父对他的影响和教诲。其实,一个人的一生,名师的教诲是必要的,甚至是方向性的、决定性的,这自不待言。然而,路,毕竟是自己走出来的。在根本上,还是自己决定一切,决定未来。回想50年代时,古代汉语算作过时的封建时代的那套学问,在全面向苏联学习的狂热中,一些古代文化的课被砍掉,祖父自然“失业”了,于是改行去教现代汉语,还带出一届现代汉语研究生。那时有多少青年人不愿追随时代当弄潮儿,而去学无用的腐朽的“八股”?而50年代后期毕业留校的许先生就选择并爱上了这门在它未遭贬谪时就被视为“枯燥”的学问。五六十年代他便从祖父习《说文》、训诂,从未中辍。“文革”爆发后,迫于形势不得不中断。然形势刚刚有所缓解,祖父从师大山西临汾干校奉调回京,每日到师大化学系(原辅仁大学)的《新华字典》编写组(后来移到校本部)上班。编写词典,许先生一星期便有两个上午去词典组,利用一间小屋从祖父“偷学”《说文》。周末,又常来家里讨教。记得某次祖父吃饭时说:“嘉璐不错,现在这种时候还跑来跟我学《说文》。”就这样,水滴石穿,终成方家。正如祖父对他的评价“嘉璐这个人,聪明,天分高,肯用功。”

      前几年,香港凤凰电视台录制了对许先生的访谈,节目最后,主持人吴小莉问许先生,你现在有这么多职衔,最看重哪一个。答曰:“先生。”先生即教师。当教师,说易也易,说难也难。冬烘八股,易也,饱学深思,难矣,更何况还有“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训诫令人不敢懈怠。正因为做教师,做一个受人爱戴的教师不容易,因此也无上荣光,桃李满天弦歌遍地,是我中华文明的根基所在。由此,我祝愿许先生以永不衰竭的朝气开拓无限广阔的未来,得天下英才而育之,使中华文明、文化的种子绵绵不绝,将前辈先贤的事业代代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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