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玉文按：中国训诂学研究会微信公众号希望我介绍一下自己的求学和学术活动。由于手头还有其他事情需要处理，因此一下子抽不出时间。我想借此园地推出日本创价大学文学部外文系水谷诚教授和武汉大学卢烈红教授给拙著《汉语变调构词研究》一书所撰的两篇书评贡献给读者朋友。

孙玉文教授简介
孙玉文，男，1962年生，湖北黄冈市黄州区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北京文献语言与文化传承研究基地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训诂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修辞学会副会长，中国音韵学研究会副会长。主要从事汉语史研究，侧重汉语音义关系和上古音研究，发表论文近二百篇，出版《上古音丛论》《汉语变调构词研究》《汉语变调构词考辨》《字学咀华集》等多部专著。

在上古音研究方面，根据上古音的内部证据，率先论证汉字的谐声层级反映了不同时期的语音信息，利用上古出现的联绵词对上古声母、韵母、声调系统的构拟成果进行检验和重新构拟。明确论定上古汉语书面语中存在大量异读，有些异读中古字书没有反映出来；论证周秦至东汉的上古音已经没有复辅音声母；提出了上古韵母系统构拟的新方案，上古三十韵部的每一部都存在两类三等韵，中古的重纽是两类三等韵的遗留，上古一二等韵可能也要分成甲乙两类；根据多方面的上古内证材料，论证上古有平上去和长入、短入五个声调，收p尾的长入最先消失，收k尾的长入到战国时期基本都变成了去声，收t尾的长入完全变成去声可能在南北朝早期。

在汉语音变构词研究方面，率先将汉语音变构词分为变声构词、变韵构词、变调构词和复杂类型的音变构词四类，广搜各种类型的材料，根据材料的多寡，对汉语史上的1000余对变调构词的具体配对词的音义源流一一做出详细的考辨。

在训诂词汇研究方面，提出并论证根据词义平行的证据区分词义引申和用字假借，解决了一些词是属于词义引申还是用字假借问题；对传统所说的形音义互求的方法进行了深入阐释；利用多方面的知识，注重区分字和词，坚持形音义结合，解决了一些常见古诗文的词语释读问题，也力图对一些词的音义源流进行了系统的梳理。

此外，孙玉文在汉语修辞学和汉语方言词汇研究、辞书编纂等方面都有自己的研究成果。

孙玉文教授

水谷诚教授简介

水谷诚教授，生于1950年，日本国东京都人，主要从事中国古汉语研究。《孙玉文〈汉语变调构词研究〉》一文原刊于日本《创大中国论集》第5号（2002年3月），由姜红、闵云童和（日）井上涿哉译，由水谷诚校，发表在《湖北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

孙玉文《汉语变调构词研究》

先允许我介绍一下个人的有关情况。30年前，我师从松浦友久教授。从那时起，他一直建议我研究破音。因为有这个动力,20年前，我曾经写过3篇关于“破音”的论文。几天前，松浦先生又表示，非常希望我重新开始研究破音。就像老师所讲的那样：日本的破音研究相当落后，因此这时完成一系列破音研究的著作，毫无疑问会为以后的学术研究作出贡献。非常荣幸的是，我有幸看到了要在此介绍的孙玉文的《汉语变调构词研究》。浏览之余，感到非常吃惊，这也许是我因此在思想上受到很大冲击的原因。我只能说,这方面的研究，我肯定无法超过孙先生；我甚至因此打算放弃这项研究。我想，今后从事破音研究，要时常参考孙玉文的《汉语变调构词研究》，并决心对破音作更深入的探讨。我认为，即使是对孙先生的见解持不同意见的人，如果无视他的学说，那么他将会在学术研究中一无所获。

前年——也就是2000年的5月上旬，我到北京大学进修了3个月。北京大学的研究生到机场迎接了我。在去北大的路上，从他们那儿听到：近来在北大举行了一次申请博士学位的论文答辩，这次答辩非常精彩。我问他们这篇博士论文是什么内容，他们回答说：“是关于音韵和语义历史变迁的。恰好先生您来到了北大。”我想，我很快就可以跟这位论文答辩人见面,并且希望今后能从他那儿得到各种各样的信息。

到北大后，我很快跟指导老师唐作藩教授见了面，并询问上述博士学位论文答辩会的情况，从他那儿得知这个答辩人是湖北大学的教员，名叫孙玉文。巧得很，我6月份要到武汉大学去，届时将在唐作藩教授的安排下与孙玉文先生见面。孙玉文先生专程到武汉大学迎接了我，而且给我安排了盛大的报告会与晚宴。在这篇文章里，我对他表达深深的谢意。在当时的晚宴中，我们谈到了他的博士学位论文，他深含歉意地说：书还未印好。我们约定，书出版后就送给我一本。不久，我们在纪念王力先生诞辰100周年语言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见了面，他送给我他的学位论文《汉语变调构词研究》。他是一个非常守约的人。

前言的最后，我想讲一下孙玉文先生的为人。他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市，与林彪同乡，但他本人不是武夫而是文人。他敬仰乡前辈黄侃，以黄侃的家乡后学自居。他自认为爱酒，重感情。他的确是酒豪，并且我知道他是非常爱他妻子的。

【一】

先简单地介绍一下破音（孙先生叫它“破读”，这两个术语指的是同一种语言现象）。破音指汉语中用声调或字音的变化来区分字义的现象。现代汉语中还残留着破音现象，例如“长”有cháng和zhăng两个读音，“倒”有dăo和dào两个读音，等等。在没有格变化和词尾变化的汉语中，我认为破音是解决滋生词的来源问题的关键，但是现代遗存的破音现象并不多，虽然用不同的方法来计算数量上有所不同，但一般使用的破音数量只有100多一点。如果要追溯到古代，破音数量到底有多少就不得而知了。这个难题我们可以分析孙玉文的原著《汉语变调构词研究》得到解决，在此我就不涉及这个问题了。

有一些基本知识是我要预先介绍的，这就是破音从哪些材料中能找到的问题。要找出古代的破音，大致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字书和韵书，还有一种是音义书。就书名而言，字书、韵书之类有《大广益会玉篇》《广韵》《集韵》等；音义书例如《经典释文》《史记注》《汉书注》等。这些资料作为研究破音的材料，因时代性、统一性等问题，已不太好把握，同时还必须结合反切等注音法和简明的训诂知识来观察语义、语法的变化。更困难的是，古代注音法不止一种，古人的训诂也不止一种，种种不同的说法非常多。打个比方，就好像要复原一张被切书机剪散的纸一样，要从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角度将这些支离破碎的东西收集起来，其中还有很多脱落、遗失的现象，以前也有很多人把那些勉强可以复原的东西拿来进行归纳，所以此前有关破音的著作总会给人一种不完整的印象。

我本来打算提供一些关于破音的基本知识，但却无意中强调了破音研究的困难。前面已经说过，我开始当研究员的时候，写过两三篇关于破音的论文。后来之所以没有继续研究下去，说明自身的能力还不够，另外就是在研究的过程中，我进入了破音研究的迷宫之中。看当时做的卡片，我不得不经常反省，当时的我好像什么都不会做。这样的唠叨之言也该中止了。在反省的过程中，我也就从那时起开始阅读孙玉文的《汉语变调构词研究》。如果读者能从我的经验中得到什么，我会感到格外喜悦。

【二】

我想先讲一下《汉语变调构词研究》（以下略称本书）的构成。

本书大致分为两个部分。一是破音表（本书称为“变调构词词表”），这里面共有100条破音字，在本书中占了五分之四的篇幅，可以说是中心部分。本文将以这部分为中心进行论述。一是总论，题目为《汉语变调构词的若干理论》，从各个方面总括破音。这一部分，我将最后论述。首先来看一下这100条个别破音现象的论述。篇幅所限，无法一一加以讲述。我就从曾经论述过的“高、厚、长、深”和“重”讲起。“高、厚”等我以前论述过，论文题目为《“长、深、广、高、厚”破音考——关于表示尺度的破音》（《中国古典研究》24,1979年6月版）。本书中，“高”作为“高2”①在第47~49页中论述了，“厚”在第74~75页，还有“长”作为“长1”，在139~141页，“深”见于287~289页。

首先说到“高”。我从《经典释文》中找出“高”的例子有5个，而本书中列举了6个例子。有一个例子存在差异的原因是，我把《礼记音义》中《礼器》上的“足高，如字，又古报反”当作又音处理了。当然我至少应该在注释部分事先把它解释清楚。我以前只涉及到《经典释文》，本书还涉及《史记》和扬雄的《长杨赋》，但《史记》中没有“高”的注音，《长杨赋》中“高”押去声韵。破音和韵脚字的关系，是特别要注意的问题，我会在后面论述。本书引用《经典释文》的6个例子，只有去声的2例，平去兼注的4例。后4个例子本书进一步作详细论述，其中先注平声的2例，先注去声的2例，然后，本书从历史观出发，批驳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四就“长、深、高、广”的破音所阐发的“六朝经师人为说”②。

另外一个就是“厚”。笔者和本书都同意《经典释文》有9个例子。另外，本书还引用《管子》《淮南子》中韵文的例子，其中有一个读去声。关于“长”，本书只举了《经典释文》中该用法的几个例子，对它的论述是以上3个字中最简略的③。关于“深”，本书从《经典释文》的13个例子中选取5个，我找到9个例子，有几个是自己看漏了，真是不胜惭愧。本书还论述到“深”去声一读在《史记》 《汉书》的音义中没有注破音。我和本书都认为这些读去声的“高”“厚”“长”等等都是表示尺度的，本书认为这种去声破音在陆德明时代就已经消失。本书对笔者尚未涉及到的破音的盛衰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记述，这也是本书的特点。我虽然把“高”“长”“厚”等表示尺度的破音归在一起加以论述，但现在反思自己，在对破音消失的问题多角度展开探讨的同时,像本书那样再进行分别论述，就会更加理想。

在此，我并不是为了把自己与本书作一番谁优谁劣的论述,可以说，在议论的方向上，彼此相差无几。可是，对于资料的精细掌握程度，对于音义书的考察，本书比我做的要好，所以要多以它作为参照。

【三】

我曾以“对‘重’的破音之三声调之区分”为题，做过口头演讲，并在期刊上登载了这篇论文。口头演讲是1978年10月在日本的中国学会大会上（樱美林大学）进行的，论文登载在1980年2月的《安田学园学报》上。那篇论文因该杂志很少有人看，至今还没有人关注过它。但我个人给予它很高评价。因为引人注目的程度有限，甚至连想要复印的人都没有。不过这都是些局外话，下面就谈谈我这篇文章的大致内容。

“重”的破音在古代典籍中区分为三个声调（平上去），现代口语中则分为两个声调（阳平、去），我就从这种差异以及它是如何产生的开始论述。尽管古代典籍的区分是一致的，但从北宋的《集韵》以后，虽在形式上仍分为三个声调，但在具体内容上，其区分更接近于两个声调。《集韵》以前的《广韵》《史记正义•发字例》《经典释文》等对三声的区分非常清楚。平声是义为“重叠”的动词，上声是义为“重量大”的形容词，去声是义为“又”的副词或义为“辎重”的名词④。以三声调的区分为标准去看两声调区分的内容，那么阳平就是义为“重叠”的动词与义为“又”的副词，去声就是义为“重量大”的形容词和义为“辎重”的名词。在由三声区分变为两声区分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三声区分法中，去声的两个语义分开了，分别转移到阳平和去声中去了。换个角度看，我们可以推测，副词“又或再”是从平声而来的破音，名词“辎重”是从上声来的破音。由此，我们获知“重”是研究破音现象难得的例子，因为“重”的破音的例子，可以让我们通过时间的推移，看出破音的出现和消失。这是论文的大致内容。

孙先生在书中精心地展开论述，更让“重”破音的内容显得丰富（83~91页）。我的论文没有提及三声调区分法中平声和上声的破音的关系，本书中则提到，原义为“重叠”，读平声，以后发展成读上声的“重量大”义，进一步发展成读去声的“重复”义。对于破音发展的看法，本书跟我不大一样。我想借此机会表明，如果孙先生能给我的见解一些评语，我将感到非常高兴。顺利提及的是，本书也论述到三声调区分中的去声破音，现在也消失了。

跟所列其他破音字的论述一样，本书对“重”的破音举出了很多例子，其中去声“重”也是列出很多例证。通读这些例子，会产生一种印象，就是例证分布有些不均衡。如形容词，很多是从《汉书》颜师古注、《经典释文》中取来的，副词只是从《汉书》颜师古注中取来，名词则主要是从《史记》《汉书》《后汉书》注音中引用的例子。我想说,本书这样做可能带有一些偶然性，所以从其他的音义材料中也能够得到同样的结论。总之，关于“重”的破音，我和本书的看法虽有些不同，但没有太大的悬殊。

【四】

在进一步分析本书之前，请原谅我对以下这个问题进行一些论述：破音和韵脚字的关系。本书多基于韵脚字来确定破音，将它作为一项重要的论据。就是说，即使不用注音也能看出该字到底是哪个声调。本书中，这种方法成为论述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环。但能否把韵脚字无条件地当作研究材料，我以为本书应该进一步斟酌，我就这二者的关系也写过一两篇文章，比如“关于陶渊明诗中的破音字和两收字的押韵”、“从《杜诗详注》看‘义从平声，读用去声’”这两篇文章⑤。事先要说明的是，我论述的只限于陶渊明和杜甫，没有研究中国所有的古代韵文。

我的两篇论文的主旨是，作家在韵脚字和平仄格式中使用有异读的破音字时，应先考虑其押韵或调平仄的声调，而不是语义上的读音划分。当然有一点是肯定的，按破音字来押韵的情况较多。对例外情形，我的论述是；押韵和调平仄时不管读法的区分,仅仅利用这个异读字记录的别的词义的读音来定其读音。因为从陶渊明和杜甫的诗中看到这样的例子，所以特地提出讨论。“如”这一词条，本书第95页指出，陶渊明诗文中，一般押平声韵，但也有按破音押韵的例子，对我而言，也许必须解释清楚，上面所举的例子是否陶渊明或杜甫所特有的方式⑥。显而易见，本书十分关心破读音的语义和押韵行为的一致，所以书中韵脚字的例子都是经过仔细斟酌过的。

此外，用韵脚字作材料时，它的位置要受到限制。当破音字两个读音的关系是自动词即不及物动词和他动词即及物动词的关系时，尤其是分析的对象是及物动词时，举这种例子就有些勉强。例如“雨”读去声的例子，本书109页引用了王粲《七释》中宾语和动词倒置的例子，但可以说这样的例子应属例外。也有一开始就没有这种关系的例子，如“贷”“烧”等，在这一点上，韵脚字就是次要的了。这与我上述的见解无关，只是从韵脚字有限制这个理由看，应该是这样。

【五】

前文所谈的基本上都是跟我有关的内容，根本没有谈到本书最引人注目的地方。这么长的开场白，肯定对孙先生很不礼貌，但我主要是想把我的研究跟他的著作作一番比较。请大家原谅我的这些做法。现在接下来，我会依次一一论述这本书的优点。让我先从“数”论述起。

关于“数”的破音，其读音一般为shù。我们都知道，上声是“计算，数”的意思，动词，而去声的意思则是“数目”，名词。本书却提出去声也有动词用法，这个读去声的动词用法中古以后消失了，不注意这一点，对古籍的真正读法就没有真正了解。更让人挺吃惊的是，本书认为上声也有名词用法。如“数万”“数句”中“数”是作定语用的名词，读上声。所以关于“数”，我们今天的读音划分跟中古以前的读音划分不一样，因而我们要仔细考证这个读音的划分范围。本书就作了这项工作。首先，读上声的“数”与“几”的意思大致相同，《礼记•表记》中有“数世”读上声的注音，是“色主反”。黄焯的《经典释文汇校》（中华书局，143页）中指出，段玉裁提出，“色主反”的“主”是“住”的误字，据此黄氏认为宋本及旧钞本皆误。本书引用这一段话后正确地指出，这是用现代的观点来判断古代用法的错误思路，段玉裁对于“数”的破音研究忽视了它的历史变化。因此，我认为，今后的研究应多以本书作为研究的依据。同样把“数世”注“色主反”的还有《左传•僖公三十三年》的音义，《左传•襄公二十二年》中“马数十乘”也是注“色主反”，《史记•项羽本纪》中“项王泣数行下”注为“色庾反”（正确的意义）。最后的这个例子很有名，但我忽视了霸王别姬这个地方的“数”应读上声的事实。这的确让我有些惭愧。这也显示出，我们要摆脱固定观念的束缚是多么困难，无论是段玉裁还是我都这样。本书还谈到，明清以后“数”表示“几”的意思就读去声了。

第二，我们来看一看读去声的作动词用的“数”，它是“一一列举人的罪过而加以责备，遣责”的意思。例如《礼记•儒行》中的“不可面数”的“数”，其注音是“色具反”，去声。其意义就是当面一一列举罪状加以责备，“面数”肯定不是名词，本书引用了《史记》《汉书》《列子》的用例，都是上述意思，均注为去声。从《经典释文》中“数”的注音（首先列出上声，然后用又音的形式注出去声）可以断定，作动词用且读去声的“数”六朝后期起读成了上声。

以上粗略地介绍了本书的“数”⑦，作者这种妥善而细致的处理问题的方式的确令人由衷的佩服。这部分还有两点值得提出来认真加以学习。第一，作者在研究音义时，没有被现有的破音区分左右其思维，而是进行考证。关于音义的部分，历来错误都相当多，这可能是由于校订中的一些随意性造成的，而且对它又缺少重视。因此我们往往局限于现有的对“数”的破音的知识，对许多“数”的注音没有认真研究。由于我自己也有这种粗心大意的行为，所以我其实是不能批评别人的。因此，今后编文言词典（用日语解释古汉语的词典），我当然会吸收从本书中学到的东西⑧。另外一个是在破音研究中对又音的处理方法（这里不涉及韵书中的又音）。很多研究者都知道，音义书中看到的又音与解释起连锁反映，但本书说，重要的是注音的排列方法。如上面提到《经典释文》的编者陆德明，假如他按照他认为的更恰当的顺序排列注音，那么旧音就应该排在最后。在本书里，又音中的旧音是怎么出现的就成了推断它是什么时候消失的重要依据。此外，本书第155~156页谈到了“解”字。“解”字有很多又音，书中把它们出现方式分为四类（这种整理与解释法有关）。看了这部分，我们能体会到，不能因为某个读音是又音就忽视它，它与上下文中不同的解释有密切联系。
 

【六】

到此进行的论述讨论写成同一汉字的多音字的语义区分。因语音的变化而产生的新词，一般地说，不能简单地认为它们只是使用了相同的一个汉字。举个浅显的例子，可以把“卖”和“买”看成是由一个字添加了偏旁的破音字。反过来考虑，我们可以这样认为，这一点反映了增加汉语词汇（所谓“滋生”）的方法。如果真是这样，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破音就只是极小的部分，如果不从全局上考察研究，我们就弄不清其本质。对写成不同汉字所反映出的滋生新词活动的研究也曾取得一些成绩，在使用以前曾大受欢迎的“词族”的概念进行研究时，有人作过这方面的研究，但以后就没有什么发展。现在正需要这方面研究的范本，本书则举出许多引导这种研究的非常合适的例子。让我们看一下“能”。

照本书的说法（11~14页），“能”本读néi⑨（平声），原义是“有能力做到”，读néi的这个“能”后来变成了néng。《广韵》中，我们也确实可以看到读néi的“能”有不同的词义。由néi（平声）又派生出了去声nèi,词义是“经受得了，禁得起”，现在表示这个意义已不用“能”，而用“耐”字，从中我们能看出词的变化、发展的样态。可以说本书是章炳麟的《文始》的一本很好的续书。我们还是回到本书对“能”的讨论。

现在能见到的字典中，néi（平声）的词义是“三足鳖”。这个意义的“能”与原始词词义没有关系，本书注意到，把“能”和它的滋生义“耐”当作同源词的有《同源字典》，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的“忍”字下也有这一观点；然后本书对于“能”néi平声，变为néng（平声）的时代，根据顾炎武《唐正韵》中《下平声》提供的材料，可以判断为南朝宋齐时期。在上述内容的基础上作音义分类，举出作“耐”讲的“能”的例子。这些例句中，最多的是《汉书》颜师古注（“能读曰耐”），本书还从《经典释文》《荀子》中引用例子,更使它成为有说服力的文章。今天，不仅滋生义的读音发生了变化，而且字形也改变了，所以现在我们无法想像“能”和“耐”的关系。孙先生能把它解释得非常清楚，这是相当令我佩服的。

不过，本书的论述并非到此而止，它论述到汉语史上的确存在过nèi的读法且写法并未改为“耐”的情况。如果没有这部分的说明，我们就很可能遗漏“能”作名词读去声的情况。这个读去声的“能”是“才干，才能”的意思。可是，这个意义的注音只有一个例子，只限于《经典释文》中《诗经•小雅•宾之初筵》陆德明所引徐邈的音。此外再用押韵的例子来证明，列举了《管子》《楚辞》《韩非子》中去声押韵的例子，“能”都是“才能、才干”的意思，引用这些例子，是因为它们语义和语音都跟原始词有区别，所以应该注意。不过这里的引文并不存在不一致，本书使用这个仅存一个注音的例子和押韵材料等不太引人注目的例子摸索出“能”去声破音，实在让人惊叹。我很佩服孙先生的敏锐眼光和他对文献资料理解的深入。

【七】

以上都是中古以前的例子，本书也提到了宋朝出现的例子。例如，第33页的“冰”，在范成大的《石湖居士诗集》二十六卷《立春大雪，招亲友共春盘，坐上作》中，“冰”注释成去声。我想四部丛刊本的这个注释是范成大自己写的，本书没有提到这些，到现在也没有人论述过宋人这种注音的性质。本书也提到，在《广韵》《玉篇》中没有找到读去声的“冰”，“冰”初看好像是僻音，但在南宋韵文中很自然地引用了它，可以认为它是在口语中很好地保留下来的破音现象。相同的注音在唐诗中也可以找到，本书也指出了这种用法的例子。我惊讶于本书的细致周密，孙先生甚至观察到了像暗流一样的破音。今后，在唐宋的别集中见到这样的注音，有必要把它们跟本书中关于“冰”的注音汇集在一起进行研究。

此外，本书还谈到了在孙先生的出生地——黄冈残留的破音现象，如“沈”（第291页），这些在口语中残存的罕见的破音形式，今后也许要依赖方言研究的成果而开拓出新的境界。

【八】

原来还准备论述长言和短言（第253页），由于篇幅有限，我最后只谈一下我对于本书第二部分《汉语变调构词的若干理论》的一些看法。整个第二部分，一言以蔽之，是从头到尾在反驳顾炎武、段玉裁、钱大昕的“六朝经师人为说”，也不知我这样概括是否有些苛刻。我十分理解本书作者在构建自己的理论时的锐意进取精神和执着的努力，但我又觉得作者过于强调对清代先学的观点的反驳。看了第一部分的本论部分，觉得本书在那里已经讲清楚了自己的见解，很容易理解，所以对我而言，第二部分就不十分重要，它反而使本书的中心理论变得有些模糊。不过也有可能是我们这些日本的研究者无法理解他们的学术传统,如果这样的话，那真是令人遗憾。

最后，笔者在表达上没有采用“构词”，而采用了“破音”，我声明并无他意。这只是为了更有效地向日本的汉学界介绍本书。

注释：
①此处标为“高2”，是由于“高”有两个破音，这里论述的是它的第二个破音。附带说一下，“高1”的意思是“崇尚”，动词。
②指出志村良治的《中国中世纪语法史研究》（见《中国文化丛书•言语》第258页）中所引“高”的破音是错误的。志村先生事先说好要从《群经音辨》中引用材料，结果却引用了《孟子》，《群经音辨》的材料基础是《经典释文》，这是他犯的第一个错误。其次，引用文章中的例证也并非是唯一表示尺度的例子，这是第二个错误所在。关于第一个错误，志村先生其实在文章中论述了《经典释文》和《群经音辨》的关系，所以我对他犯这样的错误感到非常奇怪，就我所知，他这个人是连给我写信时也小心谨慎地核查资料的人，所以对他出错我的确有些困惑。
③本书把作“冗长”讲的“长”注为澄母。但在《增韵》中是处理为知母，《经典释文》中也有同样的例子，请参看拙作《“长、深、广、高、厚”破音考——关于表示尺度的破音》。
④在拙作中没有提到形容词“再三，重复”义的例子。
⑤前者见《中国文学研究》8（1982年12月，早稻田大学中国文学会），后者见《中国诗文论丛》3（1984年6月，中国诗文研究会）。
⑥在此随便举个例子，在第272-273页中，本书举出了“观”押韵的例子，全都是按本书的体例列出其韵脚字以及书中要论述的韵脚字（在此为“观”字），书中要论述的韵脚字跟其他韵脚处在同一个韵段中。
这部分的新颖之处是，它列出了该部分论述中音义相配不一致的少数用例。这些用例到底例外到何种程度，还需要我们今后作更进一步的研究。
⑦关于“数”的另一个破音，我在这里就不再涉及了。本书中是把它作为“数2”而另外论述的。
⑧我想，通览全书的人至此应该能看到音义的重要性。比如平凡社的《字通》——它是把汉字作为日本的文字来处理的，但也是读中国古书中经常使用的辞典——它就常常会出现忽视音义的现象。因此，我总不能忘记从前使用它时产生的那种遗憾的感觉。
⑨虽然读音容易误解，但以下为了叙述的简单化，笔者采用了拼音进行注音。但nèi等本应写作“nɑ̀i”，如果真的改换过来又会出现一些难以处理的问题，所以还是照常用的读法写。在本书中孙先生用中古音折合的办法进行论述，我现在反省，看来自己也应该要利用它。